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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思想解放以来
2010-07-19 14:49:41   来源:   评论:0 点击:

作者:陈思和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8.04.18 版次:7 思想解放以来,是我写这篇文章时突然想到的篇名,但不是书名。复旦...

作者:陈思和

文章来源:《文汇读书周报》2008.04.18 版次:7

 

    “思想解放以来”,是我写这篇文章时突然想到的篇名,但不是书名。复旦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编辑部正在编辑学报副刊三十周年的纪念文选,是一套多卷本的论文集,反映了复旦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多方面的学术成果。学报编辑部将其中文学卷(包括中文、外文、新闻等)的目录送给我,嘱咐我为之写一篇文章,这项工作由我担任并不合适,文选中列入许多前辈的宏文,我没有资格来妄作评价,我只能借此机会,随便说一点自己与学报交往的体会。

    1978527,复旦大学校庆日,各院系都举办了学术报告会,那是复旦大学在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第一次大型学术活动,也是劫后复旦的学者名流们第一次在学术意义上的扬眉吐气的集体亮相。我当时跻身在刚入学的七七级新生行列,深深地被这样一种从未见识过的热气腾腾的学术热情所感染。那一天,第一教学楼各个教室里都在举行报告会,里里外外挤满了人。我所在的中国文学的报告会场里,报告人由老中青教师组成,第一位就是中文系系主任朱东润教授,他讲的是梅尧臣的诗歌艺术。第二位报告人是文艺理论教研室的邱明正老师,他的题目是《试论共同美》,也就是刚刚复刊的《复旦学报》第一期所刊登的论文。

    关于“共同美”,今天已经不再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话题,但是在70年代末,阶级斗争理论还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严重干扰人们正常理性思维的时候,美感是否可能超越“阶级意识”,竟成为一时的敏感话题。当时思想理论界还没有进入拨乱反正,凡是派的一些观念还占据了主流地位,而思想解放的锋芒刚开始闪烁,冲突与交锋正在发生。随着形象思维的讨论,美学上的突破就成了文艺理论领域恢复人性尊严的第一声呐喊。我回忆这段历史想强调的是,这个声音是从《复旦学报》发出的,刚刚复刊的学报就已经踏上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前驱者的行列。

    同一期的学报还发表了夏征农先生《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公开讨论社会主义社会需要民主的机制。我作为学生,只有读到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时,才切身感受到复旦大学作为高等学府的思想力量。高等学府不仅仅是青年学子人生过渡的一个阶段,不是的,高等学府是一个精神的境界,一个人格的熔炉,在这里青年学子应该接受人类千百年以来积累的思想精华的熏陶,应该成为人中之龙,健康地腾飞于将来;大学不是技术培训班,满足于帮助青年谋取一个领薪水的职业,更不应该是洗脑机器,靠钳制舆论扼杀青年的思想活力。我亲身经历了复旦大学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爆发出来的思想力量,可以说,当时的七七级、七八级的同学就是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获得了人生的目标、学术的理想和知识分子人格的锤炼。在这过程中,《复旦学报》发挥了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思想解放运动本身就是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与辩论、批判与反批判、反复与曲折、甚至付出很多代价以后,才一步步艰难进步,获得共识的。《复旦学报》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留下了复旦师生们学术探索的艰难步履。

    我谨以中文为例。这次选文,可能考虑到各学科专家的标志性成果,限于篇幅,对一些有探索性但未必成熟,并且引起争议的论文,没有能全部收录进来。但是这些文章的探索意义功不可没。比如,当时有一位在读的中文系学生,曾在北京一家杂志上发表论文,比较五四新文学与1949年后的当代文学的发展状况,触及了比较敏感的文学史估价问题,一时间争议蜂起,压力也随之而来。《复旦学报》紧接着发表了这位学生的另外一篇论文,讨论巴金《家》里面高老太爷“临终发善”,从人性的观点出发,批评文艺评论对作品人物作简单阶级划分的错误观点,论文虽然是从具体作品分析出发的,但其批评的却是学术研究领域带有倾向性的现象。这篇文章后来被别的书刊多次转载,证明是一篇有见解的学术论文。《复旦学报》既在关键时刻支持、鼓励了这位学生的学术探索,也暗示了文学向人性回归的必然趋势(三十年以后,章培恒教授终于以人性的标准完成了一部文学史研究的大书)。再比如,在思想解放运动最蓬勃的时候,学报发表一篇论文,探讨《讲话》与抗战文化背景的关系,从今天来看,这个研究思路不但没有什么错,而且对后来的学术进步很有启发。但在当时不知怎么竟触犯了禁忌,引起过来自上面的压力。1982年初我刚留校任教,学报的编辑约我再写一篇关于《讲话》的文章,既要保护前一篇论文,又要转过弯子。其实我并不擅长写这类政治性文章,对这个题目也没有什么兴趣,但是作为一个青年教师,能够在学报上发表论文是很向往的。于是与学报编辑们一起讨论文章如何写法,他们明确要求我依照邓小平在第四届文代会上的祝辞为指导,强调以毛泽东命名的文艺思想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文艺观点,而应该理解作党的集体智慧结晶,既包括了瞿秋白、张闻天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文艺实践,也包括了后来的党的领导者如周恩来、邓小平的文艺思想,所以毛泽东文艺思想是在实践中逐渐丰富起来的。换句话说,要以一种实践的发展的观点来认识包括《讲话》在内的毛泽东文艺思想,而不能用凡是派的观点来对待。我自知当时的理论修养达不到这样的深度,但还是勉为其难地完成了任务,文章发表后被一些专业刊物转摘,这件事也算过去了。从中,我感受到了复旦学报编辑们的学术良知与应对智慧。

    思想解放运动在高校的另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推动人文学科打破禁区,推动思想理论创新,探索新的学科增长点的生成与发展。这也是复旦大学近三十年来人文学科努力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学报是大学人文学科的窗口,它始终密切关注学者们的学术创新活动,及时反映他们的最新学术成果。这部文选,熔铸了三十年来几代学者的学术思想结晶。复旦大学中文、外文、新闻等专业在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以后,称得上名流云集专家林立,陈望道先生作为中文、新闻两个一级学科的领军人物,在语文修辞、新闻传播以及经典翻译等领域,把复旦文科提升到当时的学术前沿位置。郭绍虞教授的文学批评史、朱东润教授的传记文学、赵景深教授的戏曲研究与民间文艺、刘大杰教授的文学发展史、王欣夫教授的版本目录学、陈子展教授的诗经研究和蒋天枢教授的楚辞研究、张世禄教授的古汉语研究、吴文祺教授的辞通研究、王中教授的新闻学理论、伍蠡甫教授的西方文论、孙大雨教授的莎士比亚研究、葛传椝教授的英语词典学等等,记录了复旦大学人文高地的兴盛状况。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一直到“文革”浩劫,复旦的教授与全国学术界一样,遭受了极大的身心的摧残与学术思想的禁锢,但是到了1978年,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劫后余生的老教授们不但迅速捡拾起自己既有的学术残卷,而且在原来的水平上有了可贵的开拓,从实践中形成了新的学科增长点。本文选中收录了1978年以后的学术论文,其中郭绍虞教授关于文体分类学、朱东润教授关于传记文学、贾植芳教授关于比较文学等的倡导,都是含有学科重建的重大意义。

接着就是复旦第二代学人群体的整体队伍形成,他们涌现崛起于五六十年代,在“文革”磨难的时代里不忘学术,注重积累,打下了扎实的学术功底,80年代是他们出成果的大好时机,涌现出一大批精于专业、守前待后、在某些研究领域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本文选的主体部分集中反映了这方面的成果。再接下来的第三代以降的中青年学者,大多数是“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以后陆续进入复旦的学生,他们直接受到复旦前辈们的教育和培养。中文学科(外文与新闻有所不同)因为比较特殊的原因,很少有国外留学的背景,所以他们的成长基本上是吸吮前辈们的学术营养、沿着导师们指点的道路探索进步。说其“探索”,意味着这一代学者没有躺在前辈成就上停滞不前,他们大多有师承、有实践,在前辈所指引的道路上不断提出新的问题,解决新的疑难。学科不断地充实壮大,研究队伍也不断地推陈出新。随着研究深入与学术环境的变化,第三代学人也逐步承担起培养新人、光大学术的责任。他们现在面临的新的任务是:在学科带头人的位置上培养年轻的学术梯队,组合新的学术团队,使本学科有坚实的科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资本。这部文选收入了一部分更加年轻的学者的论文,在他们的研究文字的背后,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整个学术梯队几代学者的力量所在。因此说,这部论文选集(语言文学新闻)体现了《复旦学报》复刊后三十年来的学术精华,同时也珍贵地记录了复旦大学人文学科在思想解放运动以来所走过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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